编者按：整整90年前，即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省军区在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城永定镇天主堂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红军长征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长征，创立新苏区战略意图的实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是整个红军长征胜利的标志3个方面，论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创举，1934年11月，正当中央红军刚刚开始长征，还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中时，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湘鄂川黔军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张家界市大庸县城(今张家界市水定区)宣告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自此，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张家界市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突围长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战，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红军长征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并以此纪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90周年。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长征，创立新苏区战略意图的实现

1934年7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危急，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策划战略转移，准备退出中央苏区.为配合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中央首先派出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違队突围远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下达了红六军团准备突围到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详尽分析了六军团到湖南去创立新的苏区的必要性及客观条件:“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而且“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有)一般良好的条件”。《训令》同时批评了“二军团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游击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起来”。《训令》要求:“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行动……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布置，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训令》并就新苏区开辟之后的干部来源作了布置:“重新分配党的干部，使一部分留在原地工作……另一部分应派到六军团各级政治部去，加强其政治工作，并准备担任新苏区的地方工作”。

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可见，红六军团突围的目的是要与当时在湘鄂川黔边区活动的红二军团(当时改为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取得“可靠的联系”，创立新的苏区；是中共中央策划战略转移、创立新的苏区总战略中的一步棋。但在这个《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并未全部透露。战争实践证明，中央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起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队作用，试探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的路子，以便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条安全的行军路线，因为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队伍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 《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382页。]

尽管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根据实际情况，没有在湘中创立根据地，而是创立了以湘西北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但仍不负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的实现，而且，更好地完成了这一战略决策的任务和目的。任弼时曾于1935年1月和9月两次谈到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策划战路转移的战略决策。“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入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第82页。]“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持久战斗当中，我二、六军团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战略意旨下转移到湘鄂边地区，最基本的任务是:第一，以自己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达到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我中央红军的兵力……第二，在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壮大红军有生力量的条件下，坚决进行战斗，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扩大新开辟的游击区域，使之成为巩固的新根据地，贯通江西、四川两大基本苏区。”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一一长征。而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掉。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10月24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立即实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湘西北地区位于湘鄂川黔四省边界，敌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不强又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之一，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红二军团曾在此长期战斗过；地理条件也非常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崇山峻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略上，这一地区是当时正在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敌人侧背，且游击战争一旦发展，直接威胁湘、鄂两省的中心一一长沙和武汉，因而，创建以湘西北为中心区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既能迅速有效地达到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又能给刚刚结束突围西征中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和长期疲惫游击的红二军团一个休养生息、巩固发展的机会。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发起了著名的湘西攻势，并一举攻下永顺县城，取得了十万坪大捷一一歼敌2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枪2200多支。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大庸县城、桑植县城、进袭辰州(沅陵)，包围常德，占领桃源，游击益阳，进而威胁长沙，吓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急令正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3个师、兼程北调、回援常、桃，并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 1934年12月18日何键呈蒋介石巧已电。]正如朱德代表中革军委在12月20日给红二、六军团的指示电所说:“因我二、六军团的积极行动，何敌正调动约4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前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第387页。]任弼时1935年1月6日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积极分子会议上说:“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的行动”。[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第97页。]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始终牢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努力调动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到自己身边来，减轻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的压力，正如任弼时在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沿)阵地，同时又是进攻中央野战军（即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这个新根据地……大踏步的开展这块苏区，牵制分散敌人，袭击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若是我们在这个战线上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或者是失败了，那便要影响整个战线，使其它战线方面增加一些困难，这是我们应清楚看到的”。[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第82页。]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和湘郭川黔根据地军民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六路“围剿”，在整个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根据地共吸引和牵了敌军主力86个团、10万多人，包括敌地方部队共计20多万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破坏了敌人全力追击中央红军的计划，起到了策应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川边的重大作用，任弱时曾对“胜利的意义”作过高度概括:“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牵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224页。]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是整个红军长征胜利的标志

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一一中国南部革命运动最重要的柱石、革命的象征和旗帜，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1935年8月，湘鄂两省敌军六路“围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失败后，蒋介石立即加紧部署，集结了22个师又5个旅共130个团20多万人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总计30万之众，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更加疯狂的“围剿”，10月8日又下令成立宜昌行辕，委陈诚为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红二、六军团经过上一次的反“围剿”斗争，战斗力大大提高，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总兵力仍只有4个师12个团近2万人，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仍然不及敌军的十分之ー。，10月下旬，敌人完成了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红二、六军团能够行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面临非常严竣的形势，情势日益危急，任弼时、贺龙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开始酝酿战略转移——长征。

恰在这时，一度中断了的中革军委和红二、六军团的电台联系恢复了，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身份多次来电，不赞成远征，认为“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第490页。]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以贺龙为主席的军委分会，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联席会议，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果断地作出了主动撤离被敌人层层封锁包围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的正确决策。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8万名将士，从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等地突围，开始长征。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8省，行程2万余里，经历大小战斗110多次，化解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强大攻势，排除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胜利地成功地完成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而且，长征结束时还有1.1万余人，为中国革命保住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高兴地赞扬他们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为此，和红一方面军一起在陕甘的中共中央发来了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ー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321页。]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介绍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和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以及在斗争中应遵循的方针，任弼时及贺龙等二、六军团指战员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极为愤慨，毅然站在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上，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愿望出发，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右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大大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之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及红二、四方面军中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了自1934年10月从中央红军开始的历时两年的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